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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论坛”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讲座，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13日的太平洋论坛讲座“冷战与1980年代的中国外交”。主讲嘉宾牛军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著名的冷战史学者。与谈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晨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骥研究员。

　　首先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邀请，能有机会参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百年的纪念活动。汪熙先生也是我的老师辈的了，我虽然没有直接做他的学生。感谢张骥老师和李晨老师。我今天谈的“冷战与1980年代中国外交”是一个我曾经谈过的题目。这里首先解释“1980年代中国外交”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它需要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内容。

　　首先是确定时间。“1980年代中国外交”比较精确地说应该是从1978年到80年代结束这个时段的中国外交。不过，它能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提出来谈，并不仅是因为时间，也还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内容之独特，确实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当代中国外交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期间中国外交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有三个理由。

　　（一）从国际冷战的视角看，中国在冷战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10年的努力，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终于退出了冷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进入了冷战，在1989年5月以中苏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宣布退出了冷战。到80年代末，或者说到在90年代、91年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大致形成了超然于冷战之外的外交态势，经过了40年的时间，终于分别同冷战的两个主要对手美国和苏联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种变化也突出地反映在苏联解体之时，提出的并被证明的是成功的16字方针，即以“韬光养晦”4个字为中心，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16字方针就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个二战结束以后最大的历史事变的关键时刻，中国决心延续80年代已经基本形成的态势而提出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是不研究假设的，但在这里可以做这样的合理推论：即使冷战不像后来那样突然结束，中国也不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会再有任何意愿，继续在美苏的角逐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例如像1950年同苏联结盟那样参加到冷战之中。

　　（二）中国的对外关系基本格局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建立了合作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到90年代又产生了融入现当代国际体系这样的重要观念。这一过程的开端是在80年代，而且是在80年代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延续40年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当然中美关系现在出现了很大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是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

　　（三）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1980年代相对于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整个一段时间，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其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6月的三个重大的决定，这是有文字可考的。第一是宣布100万人大裁军。100万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历史上裁军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时候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第二是改变了以往对世界战略形势的基本判断，简单的概括就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要的潮流，这一点在1985年完全固定下来，当然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在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然后延续到1984年形成了线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判断固定下来。第三是对外战略指导思想的改变，非常明确地提出，不在美中苏战略三角的架构中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

　　上述三点概括地说，就是：第一，中国在冷战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中国对外关系格局出现了根本改变；第三，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三各转变构成了需要专门研究198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要根据，需要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以及如何实现了这样的根本性转折。

　　这里首先重复强调的观点是推动中国对外政策根本性转变、并决定了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必须要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同样，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国内，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应对的则主要是处理同冷战国际体系的关系。

　　80年代对外政策转边的首要动力就是国家战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在1977年秋季的十一大报告提出的，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二个动力就是中国的发展战略转向改革开放，即转向经济为中心、要实现现代化，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和战略措施的问题，简单的概括就是要改革开放。第三个动力就是在80年代确立了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就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一番，然后争取在21世纪的中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就是两步走的战略。这是当时80年代的表述，现在有很多新的变化，今后还可以再探讨这些战略是如何逐渐清晰化和有什么新变化。

　　同样，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是与国家战略的演变是相辅相成的，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于制定国家战略同样也是根本性的。对中国对外政策中包含的那些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回答，也是国家战略转和发展战略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简单的说，根据中国对外政策思想的一贯的框架，如果当时的中国决策层不能合理的回答诸如时代、形势、格局、力量对比、外交基本方针等属于认识结构中的基本问题，并提出和有效的执行相应的对外政策，改革开放也是无法确定并且得到广泛支持的。对外政策转变的动力来自国内，但对外政策涉及的基本问题如果不做出相应的重新解释，以及制定出能被有效贯彻的政策，改革开放的战略也就无法得以确定并得到广泛的支持。如果研究后冷战时代的问题，仔细回顾一下，其实今天还在继续争论的一些问题，没有一个不同80年代那场转变中的争论存在联系，而且它会影响到对国家战略的共识的稳定性，包括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执行。

　　以上是讲为什么1980年代外交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来谈，以下就80年代中国外交提出一些主要看法，各位参考。

　　首先，战略转变的最核心的、或者说是对外政策变革的支撑点，就是有关对世界的主要政治潮流的判断，简单地说就是世界的中心问题到底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这是80年代讨论的问题，现在好像又要开始重新讨论。现在是在一个被定义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主要的政治潮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不断用新的概念重新讨论。

　　从历史过程看，80年代的中国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中国十年“文革”期间的外交政策相连接的。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政治路线，包括国家的发展战略一样，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领域也必须要对之前的外交思想、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行为等做深刻的反思，祛除极左外交的影响，新的对外政策才有可能提出、形成和发展。所以，再次先做一个大致的回顾。有一些政治术语今天还在被沿用，我在课堂上经常讲，研究中国外交就一定要研究中国政治，要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否则就不知道那些耳熟能详、脱口而出的概念等的历史含义是什么，讨论就会缺乏深度。

　　所谓极左外交大致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误判“时代”的性质。“时代”是列宁主义的概念，我们现在经常使用。它其实就是影响人的认知的所有国际环境的总和，一个历史的主要潮流。研究之前的70年代，或者大致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这二十年，大致上可以得出做一个基本的结论：对时代的认识是片面的，有些错误判断是全局性的。政治事件通常都是由一些大趋势的互相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从而产生了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而这个案例的重要性就是它意味着二战后两大现代化模式的竞争基本结束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和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的竞争基本结束了。

　　是什么在决定世界政治的主要趋势？包括了哪些主要因素？在那个时代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第一是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时就是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形成冷战。第二是与美苏斗争相关的遍布全球的、产生了极为巨大作用的意识形态斗争。第三是现代化潮流的加速扩展，后来发展为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潮流。第四是科学技术跨越式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第五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由此产生的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这五大趋势是简单的概括，在此不做详细的解释。

　　中国当时的决策层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很长时间都相信一个简单的判断：世界正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所以他们否认世界有较长时间基本和平与稳定的可能性，特别是否认、不承认60年代出现的缓和巨大意义和影响。另外他们对现代化潮流、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影响等的认识，是很不够的。此外他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及其前景的判断，特别是对民族解放运动中激进的革命运动的影响、发展的前景，还有这一影响的判断等等，都需要做认真的反思。对上述因素的综合认识导致了那个判断，即世界处在战争与革命的前夜。

　　第二，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估计过高，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我用“过高”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当时中国外交思想中不容忽视、但迄今为止没有被认真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就是两个估计“过高”。在“文革”期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中国革命中心论”，用当时政治宣传中的原文，“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中国革命中心论所反映的当时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影响力等主要问题的战略性思考，就是对世界革命的爆发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照搬苏联的思考模式，后来又追求比苏联还要激进的政策，结果使中国的对外关系陷入困境。本人在1969年的3月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外交要缓和，我们孤立了，没有朋友了。这是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做的一个简单的谈线年九大以后，外交工作开始做了一些调整，但很不彻底。这种“估计过高”有时甚至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

　　第三，在理论和外交实践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甚至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明确的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就是无产阶级。

　　第四，根据独特的理念塑造中国在世界中“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基本形象，并且在中国社会中造成了对这种自我形象的认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在此认同的基础上，中国的对外政策同时出现了全面反帝反修、反对世界反革命力量的方针。“搞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到处斗争，这在文革时期表现的极为充分。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当时认识和理解国际事务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在这种框架中勾画出来的世界基本图景难免呈现出极度紧张和充满了战争的危险；特别是对国际紧张局势的认识同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紧张环境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强化，造就了当时特有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紧张的准备。在对外政策上为之服务的就是不断的变换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战争或世界范围的革命形势。对此中国的很多通史类的教科书都做了一些描述，但是作为外交史研究，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还可以发掘，当然也还可以丰富和补充。这个讲座中说的“转折”就是中国对外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这种状态在1978年及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的末期、80年代的开端其实是中国国内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并进行深刻和大规模的改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从11月10日到12月1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对理解中国外交来说，是非常值得阅读的，我们需要全面理解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的内容。这两次会议是中国当代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是开端，中国的对外政策因此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转向为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服务，为中国实现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服务。

　　中国对外政策如果要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大战略转变的需要，就必须根本上检讨前述已经形成并根深蒂固的极左外交的框架及具体内容。当然这种检讨和否定需要一个过程，并且必须具备一些主客观的条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认为整个1980年代，从中国对外关系的行为上看，可以做这样的判断：整个1980年代是中国人再一次睁眼看世界的年代，它的开启是1978年开始的大规模的主要是中国高层的大规模出访，包括本人通过大规模的出访观察、思考，从而在中国的决策层出现了广泛的热烈的争论和议论。透过这些争论和议论，可以看到那些纷繁复杂的观点总的来说是围绕一些根本问题展开的，这些根本问题同否定之前的极左外交有重要关联。

　　首先是开始逐步摆脱在时代问题上所受的传统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在中央将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并为此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关键时刻，首先就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基本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是否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到适当的外部协助力量。当然还需要细分，在确定这种外部环境过程中，要确定有多少是客观的趋势，有哪些方面是需要也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塑造。所谓人为的努力就是采取相应的外交行动。从1978年开始到80年代初，中国决策层的基本判断是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个基本判断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得以提出和确立的重要依据。

　　这之后一个时期，中国决策层一直认为，世界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的提法，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通过外交努力可以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这是有可能的。到80年代中期，他们终于确定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后来的经典表述是两个主题。到冷战结束的时候，和平与发展两个主题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决策层的主流意见，在中国各阶层有很高的共识。

　　其次是对中国在当时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做出越来越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导致这个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当中国领导人将关注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且以中国国家的发展程度作为首要的评价指标时，他们对中国世界地位的影响力的评价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央将中国的社会发展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理解的那句话，即承认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当时看还是比较穷。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曾经提出过一个所谓“开除球籍”的警告，就是说不中国人民如果再不经过巨大的努力来争取实现国家经济的迅速的发展，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就是在世界政治中就没有中国的地位。这是借用了在50年代的说法，是当时的一个判断。如果跟前述相关的介绍相比，这的确是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其原因是观察世界政治的视角和评价体系改变了。实际上这个评价体系一直在变，现在也在变，还存在争论。学术领域的很多争论都同中国社会政治思潮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判断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当时的确有某种危机感，即由于经济长时间落后，造成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下降，因此需要及时调整政策，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否则后果相当严重。在80年代，中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务实，特别是在冷战突然结束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迅速提出了善于守拙，不当头、不扛旗的战略决策。用的话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他说中国不能当头，因为当不起这个头。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第三是确定将中国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国家利益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首要地位。这是中国对外政策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现在国内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将国家利益作为无可争议的要素，这已经是一个前提、是一个准则了，争议只是在于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怎么做符合国家利益，等等。但是过去为了确立这个原则是经过争论和反思的。

　　第四，正是在上述几方面变化的影响下，十二大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是反映当时中国领导层和中国精英对冷战及其之后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30多年外交经验的基本总结和认识。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现代化服务等逐步成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指导方针，这是80年代中国外交变革的最突出的成果；其影响之深远还在于它塑造了延续至今的外交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

　　基于以上分分析，我认为80年代出现了一场中国对外关系的革命性的变革。以下谈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毕竟中国外交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处理同冷战国际体系的关系，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是处理同一个国际体系的关系；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是处理同另一个国际体系关系，这是由冷战体系决定的，是中国对外政策首先要处理的两个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后来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是8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研究8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变革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先讲中美关系。80年代外交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为中美关系构筑了比较稳定的基础。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演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当时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产生了长期影响，使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基石。在冷战后90年代，出现了“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的判断，这是中国外交的话语，也是对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基本看法和判断，是当时中国领导层和外交界的基本共识。

　　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可以分几个问题点。第一是1978年中美建交，我认为必须要理解，1978年中美实现正常化是一种“历史性的巧合”。称这一事件是“历史性的巧合”是因为有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极为深刻的。中美关系的重大进展与双方同时付出的巨大努力有关；从中国方面看就是中国外交的巨大努力，其中包含了很多重大的战略判断；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有历史机遇，能否抓住历史机反映了处理中美关系的水、战略判断的水平。

　　中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标志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或者说是1969年中美开始和解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个阶段。但在几乎整个70年代，中美战略关系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简单的看就是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贯穿一条基本线索，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方面的战略合作始终支配着当时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80年代中美关系能够迅速发展，同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中美从和解到建交，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为什么如此之难？这与两国内部的情况有重大的关系，如果两国决策内部无法做出关键性的选择，都有足够的内在动力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正常化还是会拖下去的。

　　在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结束以后讲过一段话，他说这次如果谈不成，以后不知道要拖多久。不能认为中美建交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在1978年这更像是巧合。

　　在美国方面，尼克松1972年访华期间，承诺在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但是在1974年8月水门事件以后，尼克松被弹劾了，美国行政部门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动力就消失了。接任的福特总统没有能力解决美国内部的阻碍，对华政策处于停滞，按美方学者的说法就是陷于停顿。

　　中国方面同样有内部问题，1973年11月周恩来受到批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说是在对美政策、在接待基辛格访华时没有贯彻的指示。1974年开始了批林批孔，就是在美国发生水门事件的同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判周恩来，认为他右倾，包括外交领域的右倾；运动一直持续到1975年，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国内政治出现波动，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对美政策问题，在当时的批判中，处理对美关系、对外关系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内容。

　　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的状况持续了几年，在直到1978年出现了转机。在美国方面，卡特政府在缓和政策出现明显的失败，然后解决巴拿马运河问题的过程结束以后，卡特政府在感受到苏联扩张压力的情况下，终于下决心迈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卡特总统5月17日对即将访华的布热津斯基下达指令，即美国的决心已定，要消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各种障碍，这是1978年美国方面发生的情况，之前是没有发生的。

　　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当时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设家宴款待他，他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卡特政府下决心要同中国建交，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和废除美台防御条约。他另外也提出希望美方做出期待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遭到中方明显的公开反驳。当时本人同布热津斯基建立了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互信以及良好的关系。他们同意在北京开始秘密谈判。秘密谈判是7月5日开始，但谈判取得进展的速度比较慢。谈判持续到9月时，涉及到美国接受中方三条以后，卡在了在美方向台湾销售武提的问题和关于美国主张坚持只能和平解决等问题。最后，卡特政府在10月作出了决定。

　　这个决定有两层内容。第一是当时越南也在积极寻求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甚至提出了不要战争赔款，这本来是美越谈判中的一个重要障碍问题。卡特在权衡后，10月25日与布热津斯基谈话，决定同中国建交要先于同越南建交。中国在1978年的8月开始酝酿对越战争，所以对美越建交非常关注并有过交涉。如果美国这时同越南建交先于同中国建交的话，又给中美关系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第二个决定涉及，卡特政府内部在建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共识。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接见了中国当时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告诉后者12月中旬到1979年1月是一个窗口期，这时国会休会。如果国会复会，卡特总统的日程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国会提出很多问题让卡特去解决，而且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也会变得非常突出。到那时，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就是事情会很难办。所以说12月中旬到1月是个窗口期，也就是一个历史机遇期，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柴泽民向国内做了汇报。

　　11月2日，美方根据他们的日程向中方提交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草案》。中央不久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9月19日和10月30日美方同柴泽民的两次会谈。在这次会议上，本人下决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卡特政府有意实现正常化，这是一个需要郑重对待的机遇。美方想加快正常化，他的原话是“中方也要快”。在这次会上，首次提出，从经济的角度讲也要加快，抓住这个时机。这是我看到公开的文献里面看到的第一次将尖叫决策同经济挂钩。在11月27日，又一次召集会议，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重要的是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当然12月1日又做了专门的讨论，说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事情”。

　　现在还不能完整的看到所有记录，这里把能看到的排列出来，把其中一些我认为重要的内容提出来给各位介绍，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是加快。原因是首先是抓住时机的问题，这个时机不要错过。第二，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这是处理中美建交的两个关键想法。12月4日，中方提交了自己的方案，包括中美联合公报、建交的时间表包括12月16日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建交后访美、还有一点是12月13日由本人亲自谈。

　　这里介绍这些事实是要说明，中美建交不是一个谈谈谈到什么终于出来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重要的决策、战略性的决定。在中国领导人或者说当时中国的核心领导人的观念中，它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一个战略机遇问题。所以才有随后列出了明确的方案、时间表、参加谈判的人以及建交之后怎么办等一套方案。不是说谈同意了就建交，而是知道还会存在问题，还会有分歧，但是要抓住时机，解决事关全局的事情。决定12月13日亲自谈判，是因为中央全国工作会议11月10日召开后，有些重大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并达成最广泛的共识的情况下，又延长到12月13日基本结束。12月13日下午4点是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结束的时间，在闭幕式上发表重要的讲话，这个重要的讲话就是非常著名的，就是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次会议结束以后，立刻开始跟美方谈判中美建交，而且要在16日宣布建交。为什么16日宣布建交？因为18日中央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需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一个基本的对外关系格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外关系格局，怎么能够就是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及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现代化这个战略，达成共识？

　　所谓“一个窗口时期”，这是美方提出的。对他们来说，机会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可能因为国内的议程被改变。研究国内政治重要性是很实际的问题。对中方来说做出这样的决断，除了确切地了解了卡特政府是认真的、中方需要认真对待的判断，也是由中国的国内议程决定的。首先是对越作战的计划。在中方的认知结构里面，苏联正明显的加紧在亚洲的军事扩张，特别是中越关系不断恶化。在11月，苏联同越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中方人在8月已经开始酝酿是否在中越边境地区采取带有惩罚性的军事行动，12月8日下达的作战命令。做历史研究经常要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一定要把时间点连结起来看。中方12月4日提交谈判方案，12月8日下达作战命令，后来因为准备工作还需要加强，作战时间又往后推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中央决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也需要与发达国家建立比较积极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中国的现代化有巨大的需求，需要获得必要的基金、技术和海外市场。在当时走出国门、重新睁眼看世界，现实就是如此，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就要根本解决同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在11月10日到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就是所总结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一个基础。13日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结束，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此期间，三次直接谈判中美建交，最后在争执不下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建交以后继续谈判。具体的过程很复杂，也非常戏剧性。

　　后来讲，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不知道要拖多久。所以美对售问题遗留下来，一直遗留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当时，建交是一个与国家战略转变相配合的战略性对外行动，其中出现一些具体问题怎么认识，这是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问题，我把基本背景介绍清楚。12月13日，做了《实事求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做完这个报告后就同伍德科克谈判谈判，经三次谈判终于在15日最后敲定16日公布建交公报。

　　在12月16日北京时间凌晨2点，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收到了华盛顿的最后的决定，在当天10点同中方同时公布建交公报，当时美国办事处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消息。接到通知以后，他通报了美国办事处的所有主要官员，官员们当时一阵欢呼，他们太吃惊了，可见中美双方的保密工作到什么程度。美国驻华联络处里面除了谈判的人，别人都不知道，一直保密到16号凌晨2点，得到华盛顿的最后指令，早上10点公布。我描述这个细节，是想帮助各位理解谈判的难度之大、障碍之多，包括美国方面，卡特政府是如何推动建交谈判的。

　　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问题，是明确改善中美关系是战略。明确强调这是一个事关全局是战略，是在1980年初。起因是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与《与台湾关系法》，卡特政府签署以后，当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双方通过很多沟通，才使得这场风波得以平息。当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访华，表示向中国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并且推动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包括向中国的技术转让。说这次访问达成的合作子协议非常重要，他在晚宴上给与很高的评价。现在看几项科学文化交流和技术转让文件本身似乎一般，但是关键是当美国这些技术转让通过以后，就打开了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技术转让的大门，或者大幅降低了向中国转让技术的门槛。研究冷战史都知道当时有巴黎统筹委员会，其中有详细的规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中美谈判有重要意义就是包括了美方承诺在转让先进技术问题上，将中国与苏联区别对待，美国将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放在优先的地位上。

　　另一方面，这期间召开了一些中国会议，如理论务虚会、7月份的外交使节会议，会上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讨论。1979年11月中旬，当时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共青团工作会议上讲国际问题，其中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所谓策略性的考虑中的“策略”是政治中是一个术语，来自列宁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理论，来自列宁的策略思想。简单的说就是临时性的、作为权宜之计的行动或政策。这段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特别是国外媒体的关注，当然也就引起了的关注。1980年的4月11日，在会见驻北京记者时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的讲，有人说发展中美关系是策略，这不对，中国改善中美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是从战略上考虑的。在6天以后，在会见意大利代表团的时候再次说，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他这个讲话就引起了重视，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当时有关单位向上递交了关于清华大学讲话报告，在批示中说，这个报告通篇还是不错的，就是对美政策一点引起反应较大，故予澄清，并批示“书记处传阅”，“中宣部酌处”。

　　关于对美“策略”这个问题是有历史缘由的。第一个是关于列宁的策略论的影响，以及当年的中国领导人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他们对这次对美政策转折的合法性的论述，是以列宁关在《运动中的“幼稚病”》里面阐述的策略思想为指导的。当时列宁以1918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为例，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魔鬼结成暂时的同盟，这就是策略。中国当时打开中美关系、接待尼克松，是为了反苏联而同魔鬼暂时的结盟，这就对一种策略的解释。第二个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那为什么要跟资本主义建立战略性的关系？从理论上有一套论述，有历史的论述，所以要专门说明，所要“予以澄清”。他不是长篇大论，是澄清这个决断、是战略判断。

　　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三点是奠定全面合作。1982年5月，中美开始谈判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8月17日签订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这一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大，这反映在他们认识到，同美国发展关系时，对双方反对苏联的共同战略的利益的实际作用，不应估计过高。也就是说，以往认为因为有共同反对苏联的战略需求，过高估计了美国会做出让步的程度估。后来提出的“不从中美苏大三角这个结构思考中国对外政策”、“要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等，都是开始于《八一七公报》谈判过程中，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了要推动与苏联关系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的设想，尽管后来并未很快实现。

　　7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向转交了里根的一封信，信中阐述了美国处理对台武器问题的政策，即美国最终会做到什么程度，即销售武器不超过以往的水平、并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详细内容可以去看有关的著作。所以才有了7月15日在加种开会，在这次决定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会议上，提出了要使中苏关系有一个较大的改善。简单的说，就是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对中美关系中的安全战略合作的实际作用以往估计有些高了，今后要做调整，包括改善中苏关系。

　　但是，以上我讲的是事前的判断和谈判中的情况。但《八一七公报》签署以后，中美关系后来的发展表明同美国拉开距离只是一个想法、一个主张，其内容显然是有限制的——它主要指的是在战略上中国避免被美国利用、成为美国的棋子。但是中国领导人仍然非常重视中美关系，而且从实际情况看，在《八一七公报》签订以后，中美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后来的中美关系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通过双边关系的努力、包括中方的努力，把中美关系从单纯的、由共同应付外部威胁的（我称之为“外力驱动型”），转变为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的由内力推动的“双向驱动”的关系。概括说就是建交之前中美关系是靠反对共同敌人苏联的外力推动的；从1978年开始，特别是1982年以后，发展成了一种主要动力来自内部的双重力量推动的双向型关系。从中国方面看是来自于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内在的需求。这给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为中美关系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第三个问题谈中苏关系正常化。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充分展示它的内容，包括很多戏剧性的、对理解中国外交非常重要的内容。

　　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于理解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多，对中苏关系研究的少，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对这段中苏关系的重要性的判断。它之所以重要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中国是因为在1950年2月同苏联结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主动地加入了冷战。也就是说，中国成为冷战中的一方，是因为中国同苏联结盟导致的，而且中国成为了这场全球冷战一个主动积极的角色。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则是中国退出冷战的重要标志。就研究中国外交这段历史而言，研究中苏关系的价值是超过中美关系的，研究中苏关系的重要性是超过中美关系的。中国对苏联的认知，包括涉及的各个方面，这一切从观念到行为的研究，其重要性是超过研究中美关系的。只是现在客观地看学术界的布局，使我们更多了解的是中美关系。

　　我扼要的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谈判“战略化”。中国决定实现对苏关系正常化，开始的时间是在1979年4月，因为在1980年4月中苏同盟要到期了。中苏同盟条约规定了，或者自动延期，或者如要结束的话，必须提前一年谈判，这是条约里规定的。不以同盟条约为基础，两国关系建立在什么样的准则上，也需要重新谈判。所以在1979年4月，中方正式向苏方提出就两国结束同盟条约和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展开谈判。苏联最开始表示反对，不同意结束同盟条约，然后很快，做完姿态后就表示愿意开始谈判。但是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战略化问题，把它从一个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变成一个战略问题。因为时间关系部队原因做详细介绍，只能大致介绍过程。

　　6月4日，中央作出决定，同意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进行副外长级谈判。24日中方组建了一个中苏谈判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驻苏联大使王幼平，而且外交部相继组建了谈判办公室和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工作机构，着手起草了重要的文件，包括关于两国关系的协议草案、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关于两国事务来往的有关设想和意见，等等。还计划了谈判的一些过程。当时这个机构确定谈判的目的是确定两国关系的准则，并争取达成协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做准备。

　　到8月下旬，中国的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变。外交部上报办公室和代表团准备的草案之后，25日阅读后批示，“以政治局讨论为好”，这表达了他对这个方案的不满意。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苏谈判，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当时由主持，做了主旨发言。他在发言中说，谈判不能把重点放在制定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洞文件上，核心目标应是解决战略性问题，即解除苏联方面的问题、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具体说就是两条，苏联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苏双方都要承诺。另外他也讲在谈判中的具体方针，要防止急于求成，要有灵活性，并对“灵活性”做了专门解释。主持过很具体的外事工作，他知道如果中说了一句要坚持灵活性，下面是没法执行的，所以对“灵活性”需要有具体指示。49年渡江以后占领南京，35军搜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官邸，引起轩然，远东的美军一些部队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媒体一片哗然。后来中央批评说，中央三令五申，在外事问题上一定要谨慎，并对部队进行了教育。后来就给中央写了回电，把讨论的情况上报说，战士干部反映搞不懂什么叫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也做不好。所以这次加了一句话，我们同意谈判本身就算是灵活性了。他的意思是同意谈判和苏联人在谈，这就是灵活性了。仅此而已。

　　在这里面讲的“灵活性”是不急于求成。首先，中苏正常化谈判核心是谈战略问题，这就是我说的正常化“决策的战略化”。其次是谈判不急于求成，拉长时间。这里我没时间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发展，提出要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确定谈判方针，有很复杂的内容，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的指导思想，我简称为“八二九谈话”的指导思想。第一，对苏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战略问题，是安全问题，不搞空洞的文件。第二，针对当时中国国内讨论提出的观点，明确了对苏关系不能干扰对美关系。8月28日刚送走蒙代尔，29日开的政治局会议。用的话讲，说跟苏联谈判就得到一个空洞的文件，如果不抓住战略性的问题，就会丧失主动权，不仅什么也得不到，还会对中国有利的世界格局产生破坏作用，甚至会输得精光。的话反映了国际冷战体系对中国外交的客观约束。以8月29日谈话为标志，改变了中苏正常化谈判的方针，我认为中苏正常化政策的战略化从此开始。

　　第二次重大的转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的提出。对中国来说，这是设置了前提条件，即苏联必须从中苏边界撤军、苏联必须从阿富汗撤军、以及苏联必须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三大障碍”是1982年同一位中欧国家领导人谈线日在家中的会议上，一方面确定了要同美国签公报；另一方面决定打开中苏关系。会上一位资深领导人提出，中苏关系也要打开。说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要向苏联方面明确转达。在8月份《八一七公报》签订时，外交部派苏东司司长于洪亮借视察东欧使馆的机会，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向苏联外交部递了一个口信，包括了解决 “三大障碍”。由此开始直到1985年，以后又聚焦到解决印支问题，即1985年中苏正常化政策再一次转变。1985年转到聚焦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重要原因刚才我讲过，在此不重复。1985年的重要决定是中国决定退出冷战，合逻辑的是中苏关系改善会更积极地向前推进。

　　当然，向前推进中苏关系并不是中国单方就能决定的，苏联方面的政策停滞同一个领导人交接有很大关系。在此之前中国不推进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了解苏联领导人健康状况不好。例如，1982年中国已经了解到消息，勃列日涅夫已经病的很重了，每天只能工作两小时，他当年11他也就病逝了。然后安德罗波夫接任的时间也不长，1984年2月就病逝了。再之后契尔年科接任。中国代表团访苏里面有医生，他看电视后基本判断是此人也活不长，差不多一年，后来他就活了一年，1985年3月去世了。

　　1984年2月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中国官员级别很高，代表团团长是副总理万里。在代表团启程前，曾指示不要主动要求同苏联新领导人会谈，如苏方提出这类建议，可应邀参加并听取对方的看法。在葬礼期间，苏方曾通过中国驻苏使馆询问万里，是否有意同新领导人契尔年科举行会晤。万里在回复对方的询问时使用了“客随主便”这样一个中式客气话。苏方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万里并无意、至少不积极谋求同契尔年科会面。这例子说明，中苏关系在当时处于停滞，难以大幅跃进，是有很具体的原因的，同苏联内部一些具体问题也有关系。

　　1985年中国又一次开始积极推动中苏正常化，标志是在1985年的10月9日提出，苏联只要在“三大障碍”中的一项采取实际行动，就可以实现正常化。他说戈尔巴乔夫来北京访问也行，自己去莫斯科访问也行。这是一个在重大的信号，因为在1979年1月访问美国回国时，在飞机上有随行人员回忆，他说以后也不出国了，外访任务已经完成了。他的意思是为中国现代化构建的外交基本布局已经形成了，今后要专注于国内工作。那以后确实再也没出访。当然，中苏最后谈判是以戈尔巴乔夫来华更为合理的，戈尔巴乔夫50多岁，年轻。说可以破例到莫斯科访问也行，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因为时间关系，具体过程不讲了。简单地说，到1989年2月，中苏双方达成了越南撤军后柬埔寨问题的基本方案以后。1989年的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以此为标志两国终于实现了正常化。我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重要标志，是80年代中国外交的革命性的转变的完成，是中国选择了退出冷战。